世界著名高校

yezui 发表于 2006-6-11 16:57:42

    二、现 状

    MIT依靠其在自然科学、工程学、建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管理学等方面的实力，致力于对学生进行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教育，通过优秀的教育、研究和公共服务，来为社会做贡献。这一使命是通过创建者的远见卓识和后继者们“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办学理念以及理工与人文融通，博学与专精兼取，教学与实验并重的办学方针来实现的。
    自由的学术气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使MIT产生了威廉·肖克利、保罗·塞缪尔森、罗伯特·索洛等众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也使MIT拥有了最好的管理分院和能源实验室和林肯实验室等这样一些优秀的科研机构。正如现任院长查理斯·M·怀斯特所说，“MIT是一所虽不排除其它学科，但以科学和工程学为主的研究型大学。我们通过发现自然、社会、经济和审美领域的基本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世界；通过与其它人协力合作，用这方面的知识迎接世界的巨大挑战；通过为有很高天赋的和多样化的学生群体提供很好的教育，以让他们深刻地理解科学和工程学，并发展他们的能力、塑造他们的价值观、激发他们的情感，使他们明智而有创造性地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人类的进步当中去。我们可以为取得这些成就而自豪，我们也确实是这样”。
    MIT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学生之所以报考，是因为它除了拥有最好的自然科学分院、工程分院和管理分院外，还拥有一流的建筑与规划分院、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院；是因为它拥有学生所需要的学位计划和课程，是因为学生们甚至新生都可以聆听到诺贝尔奖得主的教诲，是因为学校会给学生无数的良机，让学生与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共同研究。学生和教授间的关系很亲密，在教授与高才生之间培养了一种良好的合作精神。学生们在MIT可以同与他们相似的人——科学和数学方面的佼佼者、杰出的音乐家、运动员、企业家和团体领导者共同生活和学习。MIT能为学生提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的资助。但“MIT并不是只要用功的学生就能念的学校”，它有高度的科学倾向和严格的必修科目：所有学生要在一年之内修完微积分和物理，一个学期之内修完生物和化学；二年级时，学生要求在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修完3种课程，同时要取得实验方面的成绩；为保证MIT学生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自由科学教育，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花8个学期的时间学习人文和社会学科。正因为如此，在第一年，学校为缓解压力，全面采用了避免失败的成绩考核法。
    MIT是一所重视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世界一流大学，它在宇宙科学、原子科学、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居美国领先地位，并因与商业界和政府的密切关系而闻名世界。MIT是高强度的、有创造力的和企业家式的。尽管它拥有一流的文艺教育计划，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些条件都不能当作投考MIT的主要原因，因为毕业生所得到的学位还是理学士，MIT的本质依然在于它的科学技术。

    三、办学理念

    从美国第一所学院--哈佛学院创建直到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大学教育充满着浓厚的古典和宗教色彩，经典学派的传统教法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把美国高等教育推进了腐儒式的泥潭，这种教学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传统的大学和学院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因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创始人威廉·巴敦·罗杰斯在反思自己教育经历的过程中曾产生了创建一所”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的学校的想法。他指出：这样一所学校不仅仅是能传授工艺技能，重要的是要为学生们将来在工业部门工作打好科学理论基础，并把“通过实验进行学习”作为学校的教育信条。在赠地法案的推动以及罗杰斯个人的努力下，1865年2月20日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商业图书馆响起了麻省理工学院第一堂课的铃声，MIT由此开始走上其成功之路。
    一所大学的建立固然有其偶然性的方面，但它的成功却非偶然。MIT的成功源于其教师的创新意识、领导者高瞻远瞩的办学理念以及卓越的领导和管理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A、实用知识的教育价值观：罗杰斯认为在工业社会，学生将从趋向于有用目标的动力中获益。今天，这种教育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MIT开设的课程“适于培养机械师、土木工程师、建筑师、矿冶工程师和实用化学师”。学院还聘请了一些有创新意识的教授，如埃利奥特、爱德华·C·皮克林，他们带来了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正是学院的办学宗旨和这些革新者使MIT成为埋葬僵死学术的一座“坟墓”，也成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活力的源泉。这从学生的评价中也可见端倪：这里的教学方法对我们学生来说都是新颖的；我们告别了旧的、囫囵吞枣式的学习方法；我们感到老师是通过让我们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去认识它，而数学、语言和历史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社会所要求的知识越来越多，MIT的教育重点也时刻在变，但“有用”始终是MIT的核心。也正是这一价值观使MIT把重心放在有利于促进科技发展的领域。
    B、社会责任感：为社会的利益而发现和应用知识是MIT的中心使命。1873年以前，机械工程一直是MIT的第一专业，之后与土木工程易位。这是因为当时美国有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需要铺设，还要开凿隧道、修筑桥梁、兴建公共设施，这都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人员。此外，在一战期间，MIT还广泛增设专业，开展与战争有关的科学研究。MIT为报效祖国办起了培训陆军和海军飞行员、航空工程、无线电工程师以及其它人员的专业，广泛开展与战争有关的科研工作。一战后，为寻求资金支持，学校成立了工作合作与科学研究室。根据该室与工业界签订的合同规定，由学院派人帮助工业部门解决科研难题。对此，有些教授大为不满，认为重视实际问题会干扰理论研究，但这种做法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这个研究室逐渐发展成工业联络规划室和协作办公室，加强了与工业界的联系和相互促进。1940-1946年，MIT建立了微波雷达研究机构，1951年又建立了林肯实验室。这与1940年前经济萧条时期美国工业发展趋势也是大有关系的。在冷战日益加剧之时，国务院就前苏联干扰美国之音一事委托MIT在1950年年内完成一项“特洛伊”研究规划，这项研究促使MIT于1951年组建了国际研究中心，并于1965年成立了政治学系，这个系的不少研究工作与国家的重大决策有关。1972年，为寻求解决震撼世界的能源危机新途径，能源实验室在MIT应运而生，有65位教授和许多研究生参与了这项工作。
    C、文理相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MIT虽然是一所著名的理工学院，但它并不忽视人文学科的教育。罗杰斯院长在1865年建校之初，为学院规定的宗旨之一便是"提供一般的教育，使其在数学、物理、自然科学、英语和其它现代语言以及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上，为学生在毕业后能适应任何领域的工作做好准备。沃克院长加强了课程设置中的社会科学内容，康普顿院长通过建立人文学研究室又给了社会科学以新的重要地位。刘易斯报告否定了学院要象医科和法律学校那样仅为毕业班开设适应职业要求课程的传统看法，认为：“技术的和社会的问题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必然成为人的职业所需要的部分”。吉里安院长也指出“需要在科学与人文学之间创造更好的联系……，从而能从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所形成的障碍中找出一条道路”。因此MIT于1948年成立了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分院，后来又增设了政治学系、心理学系和哲学系，分院拥有一批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人文学系开设历史、文学、写作、人类学、音乐等人文课程，人文课是理工各科学生的第二主修课。内森·西林、西里尔·S·史密斯、威廉·C·格林都是MIT培养出来的著名人文学者。MIT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社会科学方面，MIT也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篇论述在本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伟大成就的文章中，曾公布了一批杰出学者的名单，其中有11人为MIT现任或离任的教师。它表明科技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已为人们所承认。这种相互影响在MIT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历来体现的很明显。格雷院长曾预言：MIT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人文学科教育的做法，“很有可能对美国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不仅仅是智力的发展，也是为生活做准备。因而学生受教育的整体环境是重要的。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MIT，越来越重视文科教育，目的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顺利地承担高级工作。在MIT，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为本科生提供了一种平衡的教育。MIT认为仅发展熟练的技术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应使个体有能力和有效地参与集体文化。因而一种整合的教育计划仍是MIT本科教育的原则。在MIT，“越少是越多”指导着本科生课程的设置，给予学生基础知识以帮助他们进行终身的自我教育。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有限的基本概念与专业主题比掌握一堆事实更有助于培养未来的专家。尽管内、外部的压力要求MIT拓宽课程，但MIT仍强调基本原理，不增加课程量。与此同时，MIT对整体课程也不断地进行评定和修改，而不是仅仅增加需要的零散饭。
    MIT已经进入了第二个百年，其总体规划的最重要特点是：进行建制上的改革，即重点发展若干跨学科研究中心。在这项改革过程中，由斯特拉顿院长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电子研究实验室获得了成功，为建立某些跨系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提供了样板。这些跨系的实验室和中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建立起来的：新发现的科学通常总是跨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而存在，它们为理科和工科以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并且对二者均有裨益。1966年霍华德·W·约翰逊任院长时说“学院已经到了我们的社会乐于向它提出许多要求的阶段，即要求我们大量地解决有关教育、生活、地区开发、交通运输、商业和工业、医疗乃至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等全国民众共同关注的问题”。

1991年，斯坦福大学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应该说,在世界一流大学当中，她还是比较年轻的。但她在发展人类智力、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又是充满活力、独树一帜的。在斯坦福大学百年校庆时的一篇纪念演说中曾这样说道：“至今，恐怕没有哪所百年的大学，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能为大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提供一个比我们所拥有的、更加有吸引力或诱惑力的机遇”。斯坦福正是处在这样的一种位置上迈向她的第二个世纪，和现代社会一起迎接21世纪。斯坦福大学从地理位置上位于美洲-太平洋的边缘、东方和西方交汇之处，而且也身处技术和人文两大基础学科的融合之中，如果斯坦福大学能在东方和西方、技术和人文之间成功建立一道沟通的桥梁，那么可以预言，斯坦福大学将能为解决困扰当今世界发展和进步的一些疑惑作出非常有意义的贡献。 梳理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史，我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它在“学术-技术-生产力”转化上的杰出作为、在办学理念上的高瞻远瞩、以及在学校管理上的独树一帜。 斯坦福大学,全称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1891年10月1日正式开课。首任校长乔丹向师生和来宾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说：“我们的大学虽然是最年轻的一所，但她是人类智慧的继承者。凭着这个继承权，就不愁没有迅猛而茁壮的成长”。他宣布：“我们师生在这第一学年的任务，是为一所将与人类文明共存的学校奠定基础。这所学校决不会因袭任何传统，无论任何人都无法挡住她的去路，她的路标全部是指向前方的”。一个世纪以来，斯坦福大学为几代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产生了许多影响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学者，并出现了已经或可能改变世界的种种设想。她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成就，使她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实际上，说到斯坦福大学就必然会联系斯坦福研究园区和“硅谷”。很多早期的帕洛·阿尔托的工程师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但那个时候，同美国的无线电公司（RCA）相比，加州的工厂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同东海岸的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也不过是小弟弟。1920年斯坦福大学还只是一所“乡村大学”，但到了1960年她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更被评为全美大学的第一名。是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为硅谷微电子工业创造了条件，同时，硅谷的发展也帮助了斯坦福大学，使她得以有今天的成就。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彼此的发展之所以能联系起来，一方面是时代发展与演进所提供的机遇；另一方面一些个人或集团的主观创造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回顾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相得益彰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关注连接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桥梁——斯坦福研究园区。 斯坦福研究园区是由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于1951年创建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园区，被誉为“研究园区之父”。四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联邦政府决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美国的教育得到复苏。对当时偏于一隅的斯坦福来说，与东部的名牌大学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同时西部远不如东部发达，且人才流失严重。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认为，高校的未来在于人才。在他看来，“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而且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教授”。但当时的斯坦福对名牌教授并没有吸引力。为此，特曼提出了他的“学术尖端”的构想，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吸引顶尖人才。对此，特曼曾有这样形象的解释：“一个运动队里与其个个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个能跳7英尺高”。同样的道理，如果有9万美元在手，与其平均分给5个教授，每人得1.8万美元，就不如把3万美元支付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让其他人各得1.5万美元。“只要有好的教授，他们就会吸引政府的投资，也会吸引研究生和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使学校兴旺发达”。其实，这也是特曼教授的一个预见：努力提高斯坦福的声誉和实力，以在未来不远的政府投资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教育经费。特曼教授“学术尖端”构想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树立若干学术上的顶尖科系。他认为，首先的突破口有3个：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事实上，物理和电子工程直至今天也还是使斯坦福大学享誉海内外的两大优势。 正是基于以上招揽出色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学术尖端”构想，特曼教授和当时的校长华莱士·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而把钱——通过聘请著名教授——变成了学术上的威望。他们的办法就是如此简单，出租土地为学校挣钱。在原来老斯坦福的赠予书内，写明了这些馈赠的土地（斯坦福校区）不许出售，但没有禁止出租。所以，他们就划出7.5%的校园土地，约655英亩，出租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工厂，这便是后来的斯坦福工业园区。 一、创业精神——经济文化的繁盛 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饱含着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精神。正如老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说的，“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也应明白，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这就是影响着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发展、成长的教育文化理念，她鼓励每一个有设想的人去创业、去突破。而且与斯坦福大学共生共长的硅谷所衍生的进取精神，也成为了前行之路上的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的精神支柱。 文化环境对开创一个企业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最大的财产是他们对失败的态度：能容忍失败并倾心于承担风险”。对一位致力创新的企业家来说，物质和精神的支持是同样重要的。而斯坦福研究园区就可以为有志者提供这两种支持。例如，当今闻名世界的惠普公司，就是在研究园区起家的。当时，在特曼教授学术和资金等各方面的帮助下，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休利特和帕卡德以538美元创办了惠普公司。斯坦福研究园区从一开始就既给予了创业者以高风险但高利润的机遇、又为他们的创业提供一定的保险——技术、信息、资金的保障。正是提供了这种有冒险基础的研究园区，使斯坦福大学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人才流向地。由于人才、资金以及创业精神的聚合产生出了一些有巨大成就的公司，也正是这些有成就的公司才使得斯坦福研究园区和硅谷像一块大磁铁一样，吸引着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工程技术人才。这样一种把大学与工业联系在一起的环境也造就了许多教授企业家，电器工程系教授林维尔（John Linvill）就是一个典型，他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在硅谷工作，他本人也在好几个公司兼职。1971年他与人共同创立了遥感系统公司，专门制造视觉--触觉转换器，使得目前在美国已经有上万名盲人享用电子式的阅读。除了教授企业家和工程师创业家外，还出现了大学生创业家。驰名世界的苹果电脑公司，就是由两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乔布斯和沃兹尼克创办的。创业已经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重要文化，这也是研究园区和硅谷根深叶茂的深刻底蕴。斯坦福大学甚至开设了创业课程，从理论上给企业家进行指导。一些著名的创业家，如擅长销售的AMD公司创始人桑德斯，不断另起炉灶的“创业狂”安戴尔，电子游戏工业的泰斗布什内尔等等，都是在这里起家和成长的。 斯坦福不仅吸引了学术人才和创业能手。同时，研究园区对学术市场化的操作模式还催生了一种有利于新企业萌生的经济环境，正是这种高科技、高风险但高利润的经济环境在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创业者。由于研究园区把大学的智力和工业界的财力结合了起来，其所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已经引起政府的重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机构。该计划有助于小企业、新兴企业得到私人投资和其它来源的研究和开发资助，以及鼓励它们与大学、政府机构或大公司签定工作协议。例如，小企业的创业者可以从联邦政府得到5万美元的拨款作为开办费，继而可以发行几百万美元的公共股票。联邦政府能够以资助和贷款方式为它们提供直接的帮助，而且对小企业投资将用优惠的税收方式提供间接的鼓励政策。此外，州政府还以冒险资本计划和允许发行免税工业集资债券，以支持小企业的开办。总之，创业者可以得到许多方面的财政和政策支持，特别是硅谷地区提供风险资本的优越条件，是斯坦福研究园区的成功因素之一，是研究园区推动整个硅谷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寻求大学的生产性功能：发展大学与工业的合作关系 科技是生产力，知识是科技的基础，大学是生产知识的最重要的地方，这一系列的逻辑关系推动着大学把知识投向工业，使工业以科技取得发展、创新。这种逻辑关系正是“实用教育”观念的体现。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先生的“实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的教育观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斯坦福大学的成长。斯坦福先生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作为一个实业家进入社会的。实业家的社会实践，使他懂得教育对于振兴实业的重要性，同时，他又明了实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特别是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实用教育”也就成为其创办斯坦福大学的理念。而作为斯坦福研究园区创办者的特曼教授也是持此种观念的重要人物，他反对把大学办成一个脱离实际的“象牙之塔”。他预见到，50至60年代联邦政府将重新关注高等教育、增加对大学的资助。于是，在他的领导下，于1944年制定了大学未来20年发展规划，以便能引起政府对斯坦福大学的重视、并充分利用联邦政府的资助，把斯坦福大学从一所地区性大学变成全国著名的研究学府。规划的要点包括：1、结合斯坦福大学的尖端学科，努力使斯坦福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中心。目标旨在使大学和工业联合起来为高科技发展、地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同时也可为该校毕业生提供优越的就业机会。2、把大学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以吸引第一流的研究人员，组建各种前沿性的研究所、实验室等，培育在某些方面“引导世界”的人才。3、同时也不忽视大学的基础教育。在教学和科研的战略上，把大学的二级学科视为潜在的“成长工业”的技术储备。4、为了增加教师与工业进行联系的兴趣，斯坦福大学制定了一套刺激这种积极性的报酬制度，并且优先考虑可能对大学学术目标作出贡献的企业进入研究园区。 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格哈德-卡斯帕尔（Gerhard Casper）于1998年新学年对新生的演说中，再次明确了斯坦福的一贯传统，提出了"大学是一所公众服务机构"的思想。他还阐述了“大学行使商业机构的功能并不是一件坏事”的道理，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通常可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大学如能得到更多的资金的支持，那么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开发等职能就都能够开展得相当充分、而且有步骤。这样对学生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公共福利都是有一定益处的。 保持持续不断的大学-工业的合作关系，是斯坦福大学的传统，是为学术的高水平和为公共服务而努力的重要方式。这种做法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赞许和支持。早在1983年5月，美国总审计局向国会提出的报告就指出，在他们所造访的研究园区、科学园中，发现有两种方法可以把大学与工业保持持续的联系和维护大学传统职责与目标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是制定大学的发展规划、政策时，把与工业的合作关系作为提高和保持大学高水平的学术、科研与开发计划的一部分。第二种方法是把开办研究园区的活动，列为大学公共服务职能的一个部分。而斯坦福大学在利用这两种方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她具有使大学与工业以及服务社会与达到最高学术水平结合起来的能力，而且目前，她仍是富有经验地在进一步发掘两者结合的更深层次的关系模式。 三、管理不是行政的、而是学术性的和生产性的，不仅仅是有序的、而且是有效的。 斯坦福研究园区的建设重点集中在土地的出租和管理上。最初研究园区的土地租借期为99年，1960年把租期缩短为51年，当时是需要预付租金总额的。到1987年，建立了每年支付租金的制度。这也可以看出，时代的进步以及硅谷的迅猛发展已成为斯坦福研究园区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斯坦福对投资者的申请特别谨慎，科研、开发和轻工业、制造业，被优先批准并允许长久存在，因为它们不会造成烟尘、噪音、臭气或威胁生命的物质等。许多园区承租者，把注意力放在电子、航空航天、药物和化学领域。由于研究园区对工业的进入有严格的限定，所以园区的土地出租必须经过谈判，双方的行为都应该建立在一个严格的商业基础之上。比如，公司在园区租借到了土地，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和意愿建造自己的建筑物。但是在建造之前，必须该计划报斯坦福大学批准才可以施工。而且，在建筑物的规划上，斯坦福的建筑师和风景设计师要自始至终加以审核，以保证与总体布局相一致。公司要扩建或变更时，不管是次要的建筑物和风景设计，还是辅助性的或装饰性的结构，都必须经过斯坦福大学和帕洛·阿尔托市的建筑审查委员会双方的审查和批准。帕洛·阿尔托市的城市规划有严格的规定，如园区内一英亩地的最大建筑覆盖率为30%，并且规定在居住区域附近最大建筑高度为35英尺，地下建筑深度为25英尺。对地下公共设施的安装、道路的维护保养，园区的治安保卫和防火工作等也都有详细的规定。虽然如此，各公司、企业仍愿意在研究园区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意味着成功机率的加大。地处园区内部，公司可以经常与大学相关部门接触，通过这种接触可以发现创业更多的机会。所以，在研究园区内的种种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谋求共生共长的发展和进步，并预期这些进展会导致社会的积极变化与改进"。因此，对研究园区管理的主导思想是：促成承租者、大学和周围各团体的事业、并取得足够的信誉。当然，在出租土地方面斯坦福大学和帕洛·阿尔托市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斯坦福大学仅预付租界土地的所得，每年约有300万美元。另外，每年的租金约有130万美元。这些收入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改善园区之用。“在建筑管理上允许斯坦福保持有吸引力的和有特色的建筑物和场地。大学的美学标准是高的，但是我们感到必须用一些附加费去建设和保持一个第一流的开拓区，这也是各个公司精明的投资，需要为雇员们提供愉快的工作条件”。 例1：研究开发机构 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简称CIS），是斯坦福大学微电子技术方面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实验基地，被美国国家科学基地负责人称为“未来科研的一种组合模式”。这个价值1500万美元的高科技研究中心是由20个协会发起与美国联邦政府合作建成的。该中心由电子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两部分科研人员组成。这个中心成立的背景是：政府认识到电子工业的重要发展前景和美国所面临的挑战。CIS创办者约翰·扬在他的演讲中说，美国以它的成果与世界上其它一切国家展开经济上的竞争已经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诸如高费用的人力资源、高成本的资金，以及地方性的分裂和美国对贸易的不关心。他说，美国享有的利益是它的技术，然而，技术是高度流动的，往往以高速度跨越国界。在科研和开发方面，美国也比它的贸易伙伴花费的力量小，同时将这些科研和开发转移到商业应用上也是比较慢的。约翰·扬说：“我们的集成电路系统中心，可以起到传播作用”。集成电路系统中心有许多研究小组，多数是与公司联合组成，如数据库小组、英特尔小组等，每个课题都能得到5万美元以上的资助。许多课题都是科学前沿的高科技课题，如超微型计算机、平行系统计算机，据说世界上只有3个人在做此项研究；与国家半导体研究所合作生产一种新型半导体机器；与IBM、斯兰贝格合作发展一种自动检测半导体性质的专家系统，等等。激烈的竞争，使这里集中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和充足的经费，给研究园区带来了发展。由于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的70-80%的成果可用于工业，这个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及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许多公司的赞助。我们从中心门口墙上的铜牌上，就可看到刻有各公司的捐款情况。所以，这里的设备理所当然是最先进的。 例2 大学与工业合作的各种渠道 研究园区实际上是将大学的智力和工业界的财力结合起来的产物，因此，大学和公司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为保持大学--工业之间良好的持续的合作关系，大学的实力与工业目标之间必须有很好的配合。对于研究园区的公司、企业来说，它们的成功，往往不是取决于诸如接近市场、原材料或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等方面，而主要取决于是否及早地取得了大学研究成果的信息。一些在高科技领域竞争的公司，为什么要靠近大学？正是由于这些大学从事着科学领域里的前沿工作。为取得良好的合作关系，企业既要尊重大学的学术目标，又要利用大学的智力。斯坦福研究园区不仅进行着基础研究，还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基础研究不仅在大学实验室进行，也在工业和研究室内进行。合作形式包括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以应用为背景的基础研究、以及工业对其进展进行持续地跟踪。在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所从事的应用研究常常由大学教师和工业研究人员共同参加。开发活动则集中在工业实验室。大学参加开发活动有两种方式：一是教师当企业顾问；二是：企业吸收在开发活动方面具有研究经验和才能的学生。例如，斯坦福大学有80位教师和大约400名学生参加了集成电路系统研究中心的工作。 此外，斯坦福大学还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公司企业的联系。如开设专业课程、办夜校、任顾问、当董事，共用研究设施、联合研究、研究生参加非全日制工作、聘请企业家当兼职教师或当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等等。斯坦福大学还采用闭路电视，把生动、形象的电视课程传送到坐落在研究园区的高技术企业，允许企业职工在不离开工厂的情况下获得学位，对攻读硕士学位者采取灵活措施，不一定要住校学习，甚至不要求写论文。1983年大约有50个公司的350名学员攻读"斯坦福大学优等成绩合作计划"的课程。各公司对这些学员的学习也十分支持，他们对参加学习的职工，支付了不正规学生加倍的学费。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好处。对公司来说，技术转移的速度十分惊人，往往教师刚刚获得的实验成果和毕业生的革新计划，能马上在公司中实现。对大学也有很多好处，如可以从公司企业那里获得用于建立研究奖学金、增聘教师和购置实验设备的资金。特别是在硅谷，有许多公司曾在几十年前因免费使用过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而怀有感激之情，而今正是这些公司，在资助斯坦福大学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 结语 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同硅谷的繁荣，与斯坦福校友在硅谷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1、如前所述，斯坦福因出租闲置土地而获得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稳定收入，从而吸引了人才，提高了该校的竞争能力。在硅谷地区发迹的斯坦福校友对母校也作出不少贡献，这所学校有一种捐献的传统，许多校友都继承了这种传统。例如，休利特和帕卡德当初从特曼那里得到538美元的资助而办起了惠普公司，在他们发达之后，不忘母校和师恩，于1977年回赠920万美元，建造了特曼工程中心。惠普公司还是斯坦福集成电路系统中心这一现代化的研究基地的赞助者之一。前任校长肯尼迪为了斯坦福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进行了该校的第四次筹款活动，目标是11亿美元，他们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出了预计的筹款数额。斯坦福大学财源茂盛是她发展的基础。 2、硅谷成为斯坦福师生实习和开发基地，教授们在硅谷可以拥有自办公司，或在各公司兼职，学生仍然可以在各公司实习和就业，师生们的研究成果很容易在硅谷迅速转化为技术成果或产品。与硅谷联系最密切的电器工程系，其大部分教授都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硅谷企业的活动。 3、硅谷的发展促进了斯坦福电器工程系的建设。如上面提到的特曼工程中心。以及有20家硅谷公司在该校建立的集成电路系统中心。后者是由林维尔教授主持的，该中心每年培养100名硕士，30名博士。20家公司对他们有优先雇佣权，它们还派出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到中心参加研究工作。这个中心的设施是世界一流的，它使电子工程系的教学和科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斯坦福作为硅谷的心脏这一地位更加稳固。斯坦福的设想诞生了硅谷，而硅谷的发展又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使斯坦福成为硅谷地区最成功的一家“公司”。

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比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建立几乎要早一个半世纪。当年，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为其子孙后代的幸福，仿效当时故剑桥大学的模式，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这所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始称剑桥学院。逐渐兴起的小镇，从此亦称剑桥，中文译音称坎布里奇。1639年，学校更名为哈佛学院，目的是为了永久纪念学校创办人之一和办学经费的主要捐献者、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学硕士约翰·哈佛。这是一所私立的高等学校。

　　1780年，哈佛学院被马萨诸塞州议会破格升为哈佛大学，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常被简称为哈佛。

　　现在，哈佛大学规模庞大、资产超群，常被人戏称为“哈佛帝国”。全校共设有13所学院。其中本科生院两所，即哈佛学院与拉德克利夫学院；研究生院11所，即文理学院、商业管理学院、肯尼迪管理学院、设计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及大学扩展部等。

　　到目前为止，哈佛共出过6位美国总统，33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32名普利策奖获得者。此外，还出了一大批知名的学术创始人、世界级的学术带头人、文学家、思想家，如诺伯特·德纳、拉尔夫·爱默生、亨利·梭罗、亨利·詹姆斯、查尔斯·皮尔士、罗伯特·弗罗斯特、威廉·詹姆斯、杰罗姆·布鲁纳、乔治·梅奥等。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出自哈佛。我国近代，也有许多科学家、作家和学者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如胡刚复、竺可桢、杨杏佛、赵元任、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梁思成、江泽涵等。

　　几个主要的研究生院的著名系、部有：

　　文理学院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生物科学部、应用科学部、计算机技术研究中心、地质学系、化学系等；

　　医学院的细胞与进化生物学系、微生物与分子遗传学系、神经生物学系、生物化学系、生物学与生物物理学系、药物学系、免疫学委员会、与MIT合建的健康科学部等；

　　公共卫生学院的微生物学系；

　　设计学院的建筑系和设计专业等；

　　教育学院的管理、计划和社会政策专业，教学、课程和学术环境专业，人的发展、阅读和咨询心理专业等。

　　哈佛的杰出成就，还表现在校史上和今天还在校任教的教师中，曾出过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依时间排序，他们是：

　     理查兹，因确定化学元素中原子重量的研究成果，于191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乔治·明诺特，因致力于对贫血病的肝冶疗法取得成功，于193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珀西·布里奇曼，因研究各种物质在极高强度的压力下，其内产生的变化，于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德华·珀西尔，因发现测量原子核中磁场的核共振法，于195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弗里兹·李普曼，因证实了一种蛋白质“辅酶A”以及发现认识蛋白质的基本方法，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约翰·恩德思，因应用组织培养法，培养出骨髓灰质炎疫苗，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弗雷得里克·罗宾斯、托马斯·韦勒，因将组织培养法用于研究病毒性疾病，于1954年，与约翰·恩德思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乔格·贝克西，因在研究耳朵对声波的反应时，发现了行波，于196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詹姆斯·华生，因写出了DNA即所谓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于1962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康拉德·布洛奇，因研究有关胆固醇与脂肪酸的生化合成的反应模型的成果，于196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朱利安·斯温格，因研究量子电子学的贡献，于196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罗伯特·伍德华，因在实验室合成络合物的分子，于196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乔治·沃尔德，因研究视觉生物化学过程取得成果，于1967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西蒙·库兹内兹，因提出以GNP的概念，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增长变化的一种测度，于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肯尼思·阿罗，因对总体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研究作出了贡献，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瓦西利·列昂杰夫，因提出用于经济的计划和预测的投入产出分析法，于1973年获诺贝经济学奖；

　　威廉·范弗里克，因领先将量子力学的理论用于磁性的研究，于197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谢尔顿·格拉索、史替芬·温伯格，两人因用数字假说解释电磁场和弱相互作用，自然界这两种基本的力具有相同的规律，于1979年共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巴鲁·贝拉塞拉夫，因发现虽然每个人的免疫棗反应基因各不相同，但人的抗病能力可以通过遗传来传递，于1980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沃尔特·吉尔伯特，因创造了制备DNA的方法，于1980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戴维·休贝尔、托森·韦塞韦，两人因研究视觉系统中的信息处理过程，于1981年共同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尼利里斯·布鲁伯根，发明了激光分光镜，使人们可以在更高的精度下研究原子，于198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卡罗·鲁比亚，发现和研究了新的逊原子粒子及其特性，于198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贝尔纳德·洛恩，因与当时苏联人叶夫根尼·卡卓夫共同创立“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联合会”，于1985年获诺贝和平奖；

　　杜德利·赫巴奇，因发明了使科学家能观察到分子碰撞及其生成物的技术，于1986年获诺贝化学奖；

　　诺尔曼·拉姆西，因研究了分离振荡场，使人们能够精确测量原子和分子的各部他之间的相互作用，于1989年与华盛顿大学的汉斯·德美尔特、联邦德国的物理学家沃夫冈·保罗三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埃利阿斯·柯雷伊，因发明了一套可让科学家以普通的化学方法制备新的复杂分子的方法，而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约瑟夫·默里，因为成功地开发了一种器官移植的前方法，与前华盛顿大学的唐纳尔·托马斯合得199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早在1096年，就已有人在牛津讲学。1167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同法兰西国王发生争吵，英国学者被迫从巴黎“总学”回国，不久牛津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总学”。12世纪末，牛津被称为“师生大学”。1201年，它有了第一位长。1213年，该校从罗马教皇的使节那里得到第一张特许状。

　　目前，牛津共有35个学院，6个准学院（称为“永久性私人学堂”、为各宗教教派所办），此外还有一个继续教育学院以及前面提到的坦普尔顿学院，在35个正式的学院中，众灵学院目前没有学生，只有院士（包括访问院士）。各学院规模不等，但都在500人以下，学生、教师（院士）来自不同的专业学科。

　　牛津大学的35所学院及其机构散布于牛津全城。

　　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书600万册。

　　牛津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建于1683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博物馆。此外，还有专门收藏自然史、人种史、科学史珍品的其他几个博物馆，馆藏也十丰富。

　　牛津出版社举世闻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它的20卷《牛津英语词典》，享誉全球。

　　除学院外，牛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尤其是后者）主要由学部来组织，学部不是大学内的自治单位，它们都是跨学院的机构，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学院，不过各学部的教师和学生首先必须是牛津大学内某一学院的一员。牛津现有16个学部：人类学和地理学学部，生物科学学部，临床医学学部，英语和文学学部，法学学部，经典、哲学和古代历史学部，数学学部，中世纪和现代语言学部，现代历史学部，音乐学部，东方学学部，物理科学学部，生理科学学部，心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神学学部，文科学部下一般不再分系，理科学部下又分成30多个系，有的学部还设一些中心和研究所。此外，有的研究所（如教育研究所，招收有研究生）不隶属于上述各学部，而直属于大学。

　　牛津的研究力量雄厚，在其教师队伍中，就有83位皇家学会会员，125位英国科学院院士。在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它都名列英国乃至世界前茅。1987-1988年度牛津从研究资助和合同中收入3,200万英镑，在英国各大学中名列第一。近些年来，牛津不仅在文科而且在理科、不仅在基础科学而且在应用科学研究中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生物医学领域，自从弗雷明在伦敦发现青霉素后，本世纪40年代牛津的科学家弗罗里和蔡恩就将它投入临床应用，结果3人共享诺贝尔奖。今天用得最广的抗生素1955年为牛津的爱德华·阿布拉罕发现。牛津也致力于将分子生物学应用于临床，将核磁共振原理应用于医疗诊断，在发现人体的免疫瓜系统和应用基因工程技术于临床问题方面，牛津亦起领导作用。该校在爱滋病毒、移植手术和遗传病研究等方面也很有潜力。1987年，斯奎波父子公司赠予该校药学系2,000万英镑，以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

　　在环境科学领域，牛津的研究涉及森林史、气候变化、遥感、土地利用、野生动物保护、家畜管理、污染、腐蚀、沙漠侵犯等众多课题。

　　牛津的固体物理、高磁学、激光研究、基本粒子研究和大气物理学等均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物理系的克拉伦登实验室在世界核研究领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基础研究还导向重要的工业开发，包括建立了如牛津仪器公司和牛津激光公司之类的企业。

　　仅在化学系，牛津目前就拥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该校在蛋白质、新型无机材料合成、分子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方面都有重大成果问世，并在化工、医药、微电子工业等领域推广应用。

　　牛津在地球内部动力学、陆界变形研究、低温处理和古生物学等领域也很有成就。

　　牛津数学研究所在许多数学分支学科中居于世界前列，计算机科学研究在国内外亦有一定地位。

　　牛津被国际上公认为英国的经济学中心。不仅金融、管理学科专家、而且法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也参加到经济学研究中来。1987年，进入工商界的牛津毕业生已超过在其他行业就业的人数。

　　牛津的发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亦很活跃进，共有150位在校研究生研究非洲。它还被誉为研究当代中国最活跃的中心之一。

　　牛津最早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研究。

　　牛津大学有许多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音乐家、文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它的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力量都相当强。

　　牛津大学在英国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世纪以前的英国，仅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而剑桥大学还是13世纪初由牛津的部分师生创办的。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曾就读于牛津，其中包括：13世纪的著名学者马杰·培根，14世纪曾任贝利奥尔学院院长，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圣经》的组织者、开英国宗教改革先声的约翰·威克利夫，16世纪的文学家沃尔特·雷利和约翰·多恩，18世纪发起宗教复兴运动，创立卫理公会的约翰·韦斯利和查尔斯·韦斯利，文学翻译家塞缪尔·约翰逊，19世纪的儿童文学家查尔斯·道奇森等。在英国历史上40个首相中，就有29个是牛津毕业生，包括当代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哈马德·威尔逊、爱德华·希思、玛格丽特·撒彻尔等。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中还有一位欧洲国家的总统、一位挪威国王、5位美国参议员，澳大利亚内阁1/3的成员。现代文学家格林、奥登等人也毕业于牛津。牛津大学毕业生中还有21位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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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世界著名高校

ggh(游客)发表评论于2006-7-4 18: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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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世界著名高校

xiongzhide123(游客)发表评论于2006-6-20 8: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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